下面是艾丰同志给蔡振华同志的信和他写的文章。
蔡振华同志：
您好!我是经济日报原总编辑艾丰。我熟悉您，您不熟悉我。您被调任中国足协主席，我们感到振奋，觉得我国足球翻身有望了。但搞好足球可能要比搞好乒乓球难得多。
最近在香港和广州举行的两场足球赛，引起了国人的广泛的关注。国足失利，甚为遗憾，议论纷纷，反映强烈。通过电视转播，我看见两场比赛您都在现场。听说足协12月中旬就要开大会了。现呈送一篇我写的文字，就振兴我国足球事业谈一点看法。我不是“球迷”，更不是“专业”，只作为一个热心的中国人，不吐不快，仅供参考。
艾丰
2015年11月26日
四个门框和一个冠军
——从两场比赛谈中国足球
艾丰
最近有两场足球赛给我们上了一堂课。
一场是11月17日，国足在客场对香港队，中国队以“四个门框”被对手战平，世界杯预选赛出线基本无望。
一场是11月21日，中国恒大俱乐部在主场对阵阿联酋阿赫利队，一比零取胜，再次获得亚冠联赛冠军。
几天之内，如此起伏，媒体议论纷纷，说“中国足球打摆子”，对国足深表失望，对足协表示置疑。中国足协网也发表了文章，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与其花时间追究责任，不如花精力研究问题，从中找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思考点之一：是中国队“打摆子”吗?
时间如此相近的两场比赛，一挫一顺，好象中国队在打摆子。表面上看是，实质不是。因为两场比赛是两个球队：受挫的是国家队，夺冠的是恒大队。
虽然这两种球队，都可以囊括在“中国足球”大概念之下，但它们不是一回事。一种是事业性的“代表队”，一种是商业性的“职业队”。不仅队员组成原则不同，而且机制也不同。两场比赛的反差，不是同一主体的波动，而是反映了中国足球不同侧面的不同状况，“代表队”这一侧面的萎缩，“职业队”这一侧面的进步。
造成一挫一顺的原因可以说很多，但真正关键原因就是一条：有没有外援。
我国足球队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毛病，踢球太黏糊，缺少有效的“临门一脚”。和香港比赛，国家队包含了六位亚冠冠军恒大队队员，再加上其他队的尖子，应该很厉害了吧，但全场比赛，踢了四个“门框”，即使在控球时间等指标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也没有能够进一个球，说明这个毛病并没有克服。
恒大队怎么克服的呢?靠外援。如果没有外援高拉特在联赛进程中进八个球，恐怕也进不了决赛。最后决赛，如果没有外援埃尔克森临门一脚，也很难取得胜利。谁敢花大钱引进高水平外援，谁的比赛成绩就好。这已经成为公认的 “捷径”。
但引进外援这一招国家代表队无法采用，偌大中国，也不便象香港那样搞很多“归化球员”。而真正能够代表中国足球水平的是国家队。这就是目前中国足球尴尬之所在，是我们必须深入研究的一个问题。
思考点之二：两场比赛有没有内在联系?
表面看，两场比赛没什么联系。但细想起来，它们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国家队中六位恒大的优秀球员，还有各个队的尖子，为什么没有能够发挥人们期望的水平呢?原因很简单，他们大都缺少在能够决定胜负的关键性位置上长期实战锻炼的机会。
目前，规模很大，投入很多、实战机会很多的中超联赛，各队为了保证自己的战绩，重要比赛、重要位置都让外援来踢，本土球员大都是“众星捧月”中的星星。在这样的情况下培养出来的本土球员，至多是能够成为按照教练意图打好战术配合的“副手”，时间长了，就会萎缩了自信，磨灭了叱吒风云的霸气，那还有球星可言。
目前，中超的机制并没有促进比赛战绩提升和本土人才培养之间的统一，甚至有所抵消。所以才同时出现了俱乐部夺冠和国足令人失望两种相反的走向。长期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足球至多可以实现“虚假繁荣”。
思考点之三：足球管理抓什么?
足球职业化、足球俱乐部、引进外援，都是世界通行的做法，开放的中国当然不应该拒绝。但中国引进这些办法就遇到了外国没有遇到的问题，职业队比赛和代表队比赛的关系，本土球员和外援的关系，就是其一。
欧洲足球比较成熟，本土球员和外援在水平上没有多大差别，外援没有那么大的决定性作用。在中国则不然，本土球员和外援的水平相差较大，外援对球队的成绩影响很大。这就是中国的特殊性。
在中国，引进外援是一把双刃剑。正面作用，可以提升球队比赛成绩，本土球员可以更好地向外援学习，适应国际比赛的要求，等等。足球俱乐部还可以吸收更多民间资本投入到足球事业。负面作用就是有可能降低本土球员受重视的程度，减少了在实战中接受锻炼的机会，等等。管理者的责任，就是要想出一些办法，更好地发挥正面作用，尽量减少负面作用。使引进外援和培养本土球员形成良性循环，避免两张皮的风险，不再有“四个门框”和“蝉联冠军”同时出现的局面。
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在赛制上做一些改进。比如，中超联赛，在国际比赛中，我们当然可以不限制外援，但是在国内比赛中，是否可以对外援出场做一些限制呢?为了培养前锋人才，可以规定，有半场允许外援做前锋，有半场则必须是本土球员做前锋。总之，矛盾抓住了，解决的办法总是有的。
思考点之四：怎么对待洋教练?
香港客场失利之后，国足教练佩兰被放在火上，成为众人责怪的对象。
这并不是第一次。从米卢以后，我国请过多位洋教练，但总体结果差不多，比赛成绩都没有达到预期，甚至江河日下，有的还出了大丑，以致成为风波，如卡马乔。
这么多的实践告诉我们，以“迷信”洋教练开头，又以“责怪”洋教练结尾，只追究责任，不研究经验，才是问题之所在。足球比赛这个东西输赢责任是难以搞清楚的。一味追责任，只在“聘”和“换”两个字之间不断循环，而丢掉了最重要的“研”字，经验总结不出来，只是在原地一遍一遍重复。
决定比赛的现场因素是三个方面：球员的素质技巧，球队的战略战术(包括队员配置)，临场的心理状态。
决定比赛的基础因素是球队建设，也是三个方面：足球人才的选拔和组织，足球技术的提升和成熟，足球文化的建设和发扬。
要做好这两个“三”，再“神”的洋教练，也不能一手擎天，不能期望他离开现实条件，创造奇迹。
足球国际性和民族性的统一。既要和国际接轨，又要根据本国特点，找到自己的特殊规律，扬长避短。洋教练在国际化方面有优势，但在民族化方面则存在着严重的劣势。对中国国情和文化不理解，对中国球员心态不理解，语言沟通都有很多障碍，不一定是“不高明”，而是“不匹配”。依赖洋教练，一个师傅一个令，一个一个来了又走了，付出了许多金钱不说，更重要的是付出了时间和诸多方面的代价，折磨了中国人的情感，却始终没有形成中国特色的足球路子。
三大球中最出色的是女排。而率领女排夺得世界冠军的三位教练，袁伟民、陈中和、郎平，都是本土教练。其中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和借鉴。
聘用洋教练还是聘请本土教练，不是一个原则性的是非界限。关键在于从实际出发。如果我们有比较适当的本土教练可以用，为什么就不可以大胆一试，并给他创造条件和给予时间呢?如果非用洋教练，能不能采取一些辅助办法补足他的不足呢?现在，只靠“承包合同式”的办法约束洋教练，并不是治本之策，承包目标实现不了，最多是解除合同，损失的还是中国的足球事业。
中央提出加强智库建设，我国足球就需要相应智库。这并没有什么神秘，如果由一个或几个中国教练牵头，配备一些有研究能力的人，把这些年洋教练在中国执教的经验和教训总结出来，并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我们就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上世纪60年代中国乒乓球崛起的时候，当时还很年轻的徐寅生同志写了一篇《怎样打乒乓球》的文章。毛主席看了非常赞赏，认为很有辩证法，批示道：“小将向我们挑战了”。徐寅生提出的“发挥特长、避免特短”的理论，可以说对我国乒乓球长盛不衰起了很大作用。当今的中国足球很需要这样的思考。
思考点之五：怎样落实好中央的决策?
中央破天荒地对足球发展专门制定了文件，可见重视之程度。关键是怎么落实。
对于我国足球落后的原因，长期以来有相当多的讨论。这些意见都有道理，但总的感觉都还不够到位。 一说“足球运动不普及，足球人口少”。有道理，但一些小国，虽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