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上午9点30分，北京市公安局新闻办首次证实，国美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光裕因涉嫌经济犯罪，目前正在接受警方调查。
 
    于此同时，国美集团也同时发表声明：国美的正常经营不会受到影响。然而，黄光裕因涉嫌经济犯罪被调查这一事件本身对国美品牌与整个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将是不言而喻的。
 
    2008年确实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在这个不平凡的年份里，众多的中国明星企业家也可谓是“命运多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先是房地产行业的领军人物王石陷入“捐款门”，接着是饮料大亨朱新礼出售汇源，引发了激烈的民族品牌之争，就在汇源出嫁可乐尚没有正式结果之前，三鹿事件爆发，乳业巨头牛根生陷入了由三聚氰胺而引发的“收购危机”，这不，老牛的眼泪还没有擦干，就在2008的年关岁尾，中国首富黄光裕同志也得准备好面巾纸了，或者擦汗，或者擦泪。
 
    毋庸质疑，明星企业家本身就是本企业的第一代言人。明星企业家以其独特的成功经历、个性魅力与传播影响力，使之个人本身就成为了一个品牌，一个明星化的品牌。柳传志之于联想，张瑞敏之于海尔，任正非之于华为，牛根生之于蒙牛，王石之于万科，马云之于阿里巴巴，黄光裕之于国美……无不是明星企业家与明星企业的珠联璧合。这些明星企业家个人品牌的构建、传播与影响无不对本企业品牌的构建、传播与推广发挥了巨大的支撑和拉动作用。可以说，明星企业家个人品牌的塑造与传播，是塑造与传播本企业品牌最有效最廉价的手段。
 
    但问题的关键是：甘蔗没有两头甜，能量守恒。作为明星企业家的个人品牌与企业品牌之间究竟是什么什么关系？究竟该如何把握这两个品牌互为依存的关系火候？究竟该孰重孰轻，孰前孰后？明星企业家明星化，究竟是福还是祸？
 
    受“捐款门”事件影响，不但是王石个人品牌大打折扣，而且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6月2日，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2008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指万科受“捐款门”事件影响，品牌价值比去年缩水12.31亿元。
 
    朱新礼出售汇源，引发了八成以上的网友（民众）的强烈反对，这一事件究竟给朱新礼本人和汇源品牌造成了什么样的负面影响，虽然尚不得而知，但那个会疼的的人，一定是心知肚明的。
 
    蒙牛与伊利同时深陷“三聚氰胺”事件，为什么蒙牛却受到了数倍于伊利的大众攻击？而且攻击的矛头直指牛根生本人？为什么老牛更不容易获得公众的谅解？
 
    我们相信：在中国，黄光裕个人的知名度一定超越了国美的的知名度。尽管黄光裕本人相对低调，然而，中国首富这顶“品牌之冠”分量实在太重、太沉。究竟黄光裕事件是否会对国美的经营引发全面的危机，或者在多大程度引发危机，这个有待于实践来证明。而影响则是必然的。
 
    当一个企业品牌的支撑与拉动主要依靠明星企业家个人的影响力时，或者当一个明星企业家的个人影响力超越了企业品牌影响力时，或者当一个企业已经发展到足够规模而明星企业家的个人品牌影响仍然在发挥重要作用时，当一个明星企业步入后明星企业家时代时，明星企业家个人品牌带给企业品牌的影响越大，就越是不安全的，甚至是危险的。
 
    几乎没有任何的施政经验的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奥巴马当选了美国下任总统，这在许多国家是不现实的。然而，在美国却是非常正常的，几乎可以说，只要是一个智力正常的美国人，都可以当美国总统。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体制、体系、机制与法制是成熟与完善的。而回头看看我们中国的企业，开创基业的企业家的离去，就往往意味着一个企业的衰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企业是人治，没有形成自己成熟的机制。所以，把企业的影响力过多地集中在明星企业家一人身上，就非常容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历来有“人怕出名猪怕壮”、“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小农经济意识，直至今天，这种文化在民众中间仍然根深而蒂固。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棵树，是“栽种”在封建、半封建文化的土壤之上的。栽种的树和本土长出来的树，区别就在于，栽种的树与土壤总是会有不同程度的“排异反应”。
 
    中国的明星企业家都应该向柳传志、任正非学习。进退皆自如，收放有先机。白居易《中隐》一诗曰：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