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宣布把豪华的行政办公楼拍卖，筹资投入灾后重建，成都应对危机的公关策略仍不能说业已完成。

　　中国地震带来的危机仍然持续发酵，在急风暴雨式的救灾结束之后，地方政府面临的压力陡然被经济危机所代替。距离震区最近的大城市成都最近不断邀请中国发达地区的媒体人员到场采访，意图厘清成都的真实地位：这里是灾区的救援基地，而非灾区，以打消外界对成都投资环境的忧虑。

　　以感恩为主题的成都形象广告，已在北京的公交车身出现。中国媒体开始的密集报道中提到，一些国际知名的公关公司，被成都当地政府延聘，为其出谋划策，把“危机”变为“机会”。

　　这个被视为中国1949年来罕见的城市公关行动背后，是一串令人不祥的数字：成都宾馆的入住率只有30%;航空客流可能会减少700万人次，倒退至5年前的水平;旅游业数以万计的从业者失业。成都的入境游客数下降了74.83%，旅游外汇收入下降了74.83%，国内游客数字下降63.83%。这些下降，导致今年上半年成都的旅游总收入仅为10.89亿元人民币，比上年下降了69.12%。

　　更多的危机还包括：对地方GDP贡献颇大的房地产业，因为“震区”的影响，可能引发滞销的危险;地方政府乐于引进的外来投资者，因灾害的出现，信心走低，资金流入量下滑;都江堰等灾区的重建，导致财政开支缺口陡然拉大，等等。

　　在全球经济走低背景下，中国今年以来密集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和灾难，令总理温家宝在年初人大会上对本年度“经济最困难一年”的预言又增加更多不确定色彩。在中国的公共行政系统，“发展”是上下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后者被认为是解决大部分矛盾的良药——万一出现问题，市面萧条、失业率上升、收入下降，潜伏平静表面之下的诸多社会矛盾或会失去一层重要的缓冲垫。因此，一旦经济出现危机迹象，任何人都会如坐针毡。

　　经济的传导是如此迅速，事发某地，或许千里之外亦会受到牵连。美国“9.11”事件在纽约发生，远隔万里之外的夏威夷群岛也即刻感冒：因为惮于飞行的不安全，绝大多数游客取消了旅行计划，当地经济一落千丈——不仅旅游，坚挺的地产价格也开始下滑。夏威夷最大的报纸Honolulu Advertiser曾用过一幅图片，令人印象深刻：漫长的沙滩上，孤零零坐着一个人。那一年，在当地服务的中国裔导游无事可做，甚至靠做饺子卖给熟人来贴补家用。
 
    一场飓风，摧毁新奥尔良的，不仅是那些法国风情的斑斓建筑，更有当地特殊的文化和“气场”：昔日酒吧里的爵士乐手，或者遇难，或者散去;街头艺术家们也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房檐和观众。来自世界各地，在当地高校里求学的年轻人，也只好离开此地，转学或回家。

　　在质疑声中投入使用的成都市新建市级行政办公中心，被当地官方宣布整体拍卖，回收资金用于灾区重建。这一罕见举动背后，是“公共财政开支的裁量权归谁”这个争论已久的老问题。在此话题上，民间的理解和官方的理解往往不太一致：前者或会指责建筑高规格行政中心为好大喜功;后者则会将那些漂亮建筑当作吸引经济上行的触媒。

　　灾难，带给一个地区的影响，远不止硬件的损失。掌握管控权力的政府机构，有如面对伤者的外科医生，他可以决定着是输血、截肢还是移植，但却无法解决伤者出院后的其他问题。因而，面对异常复杂的现实，仅靠那只拿着手术刀的手，显然有些有心无力：社会信心的重建，民间凝聚力的再次唤起，远非一两次危机公关所能解决。

　　汶川地震的复苏，对于中国来说，还只是一个漫长的开始。分析成都经济危机原因时，即便是官方的资料，亦不避讳来源复杂：成都市旅游局的报告说，今年以来的冰雪灾害、“3.14”西藏风波、“5.12汶川地震”等突发事件和灾难，令成都旅游业遭遇重创。尤其是西藏风波，使得中国下令取消涉藏旅游团队，一个多月时间内，仅成都就有6161个涉藏入境旅游团队被取消，涉及入境游客数目即超过11万人次。

　　三个月前，曾有不少国际公关公司在北京到处寻觅合适的通道，试图向中国兜售他们的策略，以化解那时因西藏风波带来的中国政府的形象危机。其中一位推销者的观点至今仍令笔者记忆深刻：面对业已形成的“负面”之山，你几乎无法销减;你惟一可做的，是建立一座“正面”的高峰。

　　这座合适的正面之山在哪儿?公关的买方和卖方都费尽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