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企业自生能力这个概念，是在当时已经非常明确提出来了，还是过去若干年慢慢发展成了较全面的理论？

    林毅夫：当时使用企业自生能力这个词，并没有特意提出来讨论。随着对中国改革发展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功、失败进行对比后，在1998年参加美国经济学会年会时，发表一篇文章之后才明确把“自生能力”这个概念放在标题上，作为重要新概念进行探讨。

    《第一财经日报》：过去解释中国渐进改革为什么成功，可能更多从制度变迁角度分析。从企业自生角度看，比较微观，但看起来更直接。如果从制度变迁角度看可能与大家的生活更贴近，更容易理解，但又似乎有点空谈。要比较这两种不同视角，你怎么看？

    林毅夫：不同理论、不同主张的人，会用不同的方式解释问题。

    确实，例如，苏联通过“休克疗法”改革，但经济发展很差，他们会说，需要一段时间制度才能建立。从现在的事实看，它改革十几年了，对于原来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预算的约束，各种明的、暗的补贴实际上还存在。

    就是说，它在“休克疗法”十多年以后，没有真正建立起预算约束的制度体系。从这样的角度看，时间还不是主要的问题。

    反过来看我们渐进的改革。无可否认的是，在所有的改革国家当中，中国可能算是最接近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

    所以能这样，就是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创造条件解决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消除了、解决了，比较接近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就能够逐步被建立起来。

    《第一财经日报》：也就是说，自生能力的概念可能更多是与发展经济学背景相关，未必一定放在转型经济学背景下解释？

    林毅夫：发展跟转型相关。随着经济的发展，比较优势会不断变化，企业有自生能力的这种形态也会不断变化。

    比如，在发展的极端早期，可能农业有比较优势，那么，只有农场才有生存能力。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早期，大部分国家可能劳动力相对多，资本相对短缺，那么，只有在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中的企业才有自生能力。随着资本的积累，资本变得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比较优势就变了，只有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企业才有自生能力。所以，从发展的角度看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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