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从转型的角度看就不一样了。通常原来想赶超，造成一部分企业，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先进的产业部门，但没有自生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一些相关联的扭曲。转型就是要解决这些扭曲，但如果不克服、不解决企业的自生能力，要解决扭曲实际上难以达到效果，因为这些扭曲是内生的。

    比较优势与产权明确

    《第一财经日报》：可能出现一个相关的问题，即企业自生能力与当时的比较优势不兼容，所以，当时的比较优势不支持企业产生自生能力。

    那么多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为什么选择赶超型的重工业优先战略？有没有一些成功的可能性？

    林毅夫：发达国家有优势的产业，都是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这就造成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政治和经济上取得独立的国家都希望能够赶上发达国家，赶超的意愿就会出现。但是，人们没有认识到，发达国家的企业之所以集中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是内生决定的。

    《第一财经日报》：很多转型国家的案例也非常有趣，比如，你们的论文中提到，让国外的战略投资者进入，包括新设一个私营部门，看起来比较有效率，但如果让原来国有的企业通过私有化，相对而言就没那么成功。这背后是不是也和自生能力有关系？

    林毅夫：高度相关。转型过程中的私营部门并没有得到政府的保护补贴，所以，在竞争的市场中，只能什么能盈利、投资回报率高，就从事那样的产业、采用那样的技术。如果政府不给保护补贴又能获利，企业必然要符合比较优势，必然是有自生能力的。

    同样，如果外国战略投资者进入一个国家，追求的目标是盈利，他知道政府不会再给保护补贴，就一定会选择符合该国这个阶段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做战略投资。

    反过来讲，当时有一种看法，认为国有企业的问题是产权问题，所以不管什么方式的私有化——大规模私有化或者是内部的私有化，不对症下药，私有化以后，它所在的产业还是不符合比较优势，企业还是没有自生能力。当然它还要继续依靠政府补贴才能存在。

    《第一财经日报》：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即企业在进行产权变革中，会慢慢转向符合比较优势？

    林毅夫：假定一个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企业，我一般把它称为有“战略性负担”，它所在的行业符合国家战略，但不符合比较优势，在竞争的市场中不能盈利，企业会把这个认为是负担，向国家要保护补贴。

    如果企业是国有的，国家给了保护补贴，厂长、经理不能直接把保护补贴放到自己的口袋里，所以个人的积极性不会那么强，如果私有化了，厂长、经理同样会跟国家要保护补贴，给了补贴以后，这个钱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似乎是天经地义的。

    两相比较，产权明确以后，要保护补贴的积极性更高。所以，产权明确能够有效果，前提在于一个没有任何政策性负担的状况之下。在有政策性负担的状况下，要优先解决的不是产权问题，而是政策性负担问题。

    《第一财经日报》：你怎么看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前的韩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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