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我想首先讲“度”的问题。跟其他发展失败的发展中国家相比，韩国在每个发展阶段还是比较符合比较优势的。在上世纪60年代，主要发展劳动力密集的企业，比如三夹板、服装等，符合比较优势。上世纪70年代，它开始发展重工业，它的要素禀赋、发展阶段跟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同样产业的时候相比，应该强多了。比如，它发展汽车产业的时候，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0%。

    当然，如果相对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发展汽车产业的时候相比，韩国又显得比较赶超，因为日本发展汽车产业时，人均收入按照购买率平价计算，已经是美国的40%。

    所以，相对其他发展中国家，韩国发展比较好，比较符合比较优势。但是在“亚洲四小龙”当中，韩国又是相对比较差的，所以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受到的影响非常大。

    乡镇企业自生能力的演变

    《第一财经日报》：关于中国的乡镇企业改革有不同的看法。有些经济学家认为，整个乡镇企业改革可能是失败的，因为最后还要转向其他的领域发展。也有经济学家认为是成功的范例。如果将企业自生能力放到乡镇企业改革案例中，你如何评价这样的改革？

    林毅夫：乡镇企业出现，首先没有政府的保护补贴，它的产业选择通常还是劳动力比较密集的，是符合比较优势的，所以才能够不需要补贴和发展。

    以那样的产品质量、管理方式，在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能够发展得相当不错。

    到上世纪90年代末就不一样了，我们从短缺变成过剩，才会有通货紧缩。产能过剩导致竞争非常激烈，管理不好、产品质量差、能源效率差、成本高，就被淘汰。

    所以，后来乡镇企业被淘汰，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管理不善。管理不善可能跟产权有关，乡镇企业产权相对比较模糊。

    因此，你不能用它后面的失败否定前面的成功。

    如果在上世纪80年代，意识形态不允许民营群体出现，民营经济可能就夭折了，与其夭折，不如发展这种产权相对比较模糊但是能够在农村积累财富、属于中间阶段的乡镇企业。

    《第一财经日报》：自生能力如果放到新增长理论里解释经济增长的趋同和不趋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能不能做一些解读？

    林毅夫：如果一个经济赶超，企业就没有自生能力，就要各种保护补贴，经济发展绩效就比较差，它就不能够利用后发优势，就没办法实现趋同。反过来看，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它的企业就会有自生能力，符合比较优势，就会变成竞争优势。所以，在发展过程中，经济会有竞争力，而且资本积累非常快，要素结构会提升非常快，产业就能够不断升级，最后能够趋同发达国家。

    它的关键问题就是每一个发展阶段，都要符合比较优势。

    华盛顿共识，主流认识已开始转变

    《第一财经日报》：大家关注的另外一个与渐进或者激进改革相关的概念，是华盛顿共识。激进式改革是建立在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中国的改革事实上背离了这样一个共识，你即将去诞生华盛顿共识的地方工作，你觉得华盛顿共识的问题在哪里？有必要改变这样一种共识的倾向吗？

    林毅夫：我想，华盛顿共识所描述的是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所应该有的制度安排。作为目标，这一点还是正确的。

    问题是，怎么样从一个不完善的制度安排过渡到完善的制度安排。

    过去认为，这些不完善的制度安排是外生造成的，所以想一步把外生的扭曲全部取消，直接过渡到完善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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