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8月25日报道，7月1日开始实施的《行政许可法》，并没有保留“手机生产牌照”这个许可制度。此外，7月1日实施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许可的决定》中，列出的“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在涉及“通信、电子投资项目”的立项审批时，明确提出“不包括移动通信类产品”。

    这样看来，无论是根据法律的基本常识，还是按照政策的基本规定，手机牌照制度都没有存在的理由，手机生产商当然应该拥有生产手机的权利。那么，为什么有关部门依然表示，“只有获得牌照的企业才能生产和销售”的规定仍然被执行呢？

    不过，这些政府部门坚持实施手机牌照制度，也有其正当理由，即为了保护民族产业，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低水平配置，因此需要严格控制移动产品的立项、审批，对移动产品企业实施严格监管，并将移动电话的生产纳入国家指导性计划。

    从直觉和常识上来说，国家为了保护民族产业，给予民族产业一些优惠政策，限制外商进入，从而给予民族产业更多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时间。按照这种逻辑，政府部门实施手机牌照制度，合情合理。

    然而，人类社会的实践经验却出现反直觉和反常识的一面，越是得到更多保护的产业，越是竞争力不强；相反，越是没有得到保护的产业，越是竞争力很强。

    事实上，政府在保护“民族产业”方面，一直存在两种相互“竞争”的逻辑。一种逻辑是直接保护，或者称之为结果性保护，即直接给予民族产业优惠政策，试图通过限制竞争对手，来保护被保护者，从而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本质上是以“国家逻辑”代替“企业逻辑”。一种逻辑是间接保护，或者称之为程序性保护，即为民族产业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试图使民族产业通过竞争来学习，在竞争中提高，在竞争中打败竞争对手，政府只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本质上是让企业遵守“企业逻辑”。

    政府直接保护民族产业，必然通过限制进入的方式来达到，手机生产牌照制度就是这种政策保护的表现。政府的限制准入制度造成了这种生产资格的稀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只要存在稀缺，就会存在竞争。自然，所有的手机生产厂商都会从竞争手机，转向竞争手机生产资格许可证。这种基于资格的竞争，不会带来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相反，会导致资源浪费，带来社会福利降低。

    此外，政府在民族产业方面采取直接保护的逻辑，还有可能形成恶性循环。政府通过配额制保护民族产业，导致生产资格稀缺，生产企业会投入更多资源竞争资格，导致生产能力下降，竞争力差，社会整体福利水平下降，而为了保护这些民族产业，就需要更多的政府直接保护。

    而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政府就需要改变民族产业保护政策的逻辑，从结果性保护向程序性保护转变，给民族产业与外商企业竞争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让国家遵循国家逻辑，让企业遵循企业逻辑。这样，企业就会竞争于具体产品，提高产品质量，在这一竞争过程中，会导致相互学习和相互模仿，从而导致更多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在竞争中不仅每一个企业会提高其竞争实力，而且社会整体福利水平也相应提高。这样，政府采取程序性保护，使民族产业保护保持良性循环。自然，政府也达到保护民族产业的目的。